摩洛哥撒哈拉

摩洛哥撒哈拉问题时现代历史中历时最长的领土分歧之一,这要归咎于撒哈拉各利益方的干涉,以及历史上对摩洛哥在撒哈拉的权益的各种干涉和敌视。尽管已过去了四十年,摩洛哥撒哈拉领土上的纷争仍没有停止,对于找到公认的最终解决方案也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摩洛哥撒哈拉便出现了冲突。继1958年放弃了摩洛哥塔尔法亚地区、1969年放弃了西迪伊夫尼地区,持续占领摩洛哥北部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城后,西班牙殖民当局拒绝将撒哈拉地区交给摩洛哥。于是,摩洛哥在获得独立后,便直接要求收回撒哈拉。西班牙这样做的目的是计划建立一个西班牙监管下的地方政府,为此,西班牙在1974年8月单方面宣布决定于1975年上半年在撒哈拉拉组织公投。摩洛哥对这一举措作出强烈回应,随后哈桑二世国王向西班牙总统寄信一封,信中向其强调了摩洛哥的担心及反对这项单方面举措的决心,表示这个行动与联合国大会决议不符。同时,哈桑二世国王向一些大国派遣国王使者,表达摩洛哥在撒哈拉问题上的观点,展现哈桑二世国王在撒哈拉问题上为确定其地区合法地位,对国际法院给予的重视。

1974年9月18日,在要求联合国大会停止一切有关进行西撒哈拉公投的活动后,摩洛哥向国家法院提出咨询要求,以便了解西撒哈拉问题。根据这一要求,1974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3292号决议,其中要求国际法院对撒哈拉问题给出咨询意见。

1975年10月16日,法院对撒哈拉问题给出咨询意见,认为西撒哈拉在西班牙对其殖民前是有归属的,西撒哈拉的部落和摩洛哥苏丹间是存在法律关系和契约忠诚关系的。

摩洛哥类似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而是扩展到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从当时的结果来看,1974年10月1日,沙特以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名义一方要求西班牙提出要求,迅速解决摩洛哥撒哈拉问题;1975年3月14日,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发表声明,强调将尽其所能支持摩洛哥解放被占领土;1975年3月25日,科特迪瓦政府采取措施,使得阿方索·庞塞先生在国际法院上代表摩洛哥。
在国际法院承认摩洛哥在撒哈拉的历史权利后,1975年11月6日,哈桑二世国王宣布组织一次面向撒哈拉的35万人绿色和平进军。西班牙极力拒绝摩洛哥的要求,却被迫应对始料未及的新局面,迫使它重新作出规划,并接受与摩洛哥在撒哈拉问题上

6 进行谈判。在马德里三方峰会上,摩洛哥、西班牙、毛里塔尼亚于1975年11月14日签署了马德里协议。根据此份协议,撒哈拉三个月过渡期内归三方共管,三个月后西班牙需撤出撒哈拉。
在哈桑二世国王筹备绿色进军之际,阿尔及利亚于1975年10月21日宣布反对摩洛哥举行绿色进军的决议,并动员其西方大国外交力量阻止绿色进军,反对摩洛哥在撒哈拉的行动。

在阿尔及利亚这一诡异立场的支配下,为了限制打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政权驱逐了35万摩洛哥人,已故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称之为“黑色进军”。
在摩洛哥从法国独立后,西班牙军队一直在撒哈拉盘踞多年,这使得摩洛哥不断努力,以期实现真正完整的独立。就此,摩洛哥和班牙的谈判结果使得西班牙军队于1976年11月撤离摩洛哥撒哈拉。

此时,摩洛哥的东邻国在野心的驱使下想要向摩洛哥撒哈拉大举扩张,并在西班牙武装力量撤出之时侵占一部分沙漠地区。
西班牙武装力量撤离摩洛哥撒哈拉的期限将至之时,就有一队阿尔及利亚部队的军士在1976年1月27日潜入到了位于塞马拉城和摩洛哥与毛里塔尼亚边境的一个叫艾姆阿莱的小村庄,并与在西班牙武装占领力量撤离后就直接进入该中心地驻扎的一支王家武装力量发生了冲突。阿尔及利亚的组织原本是想要在摩洛哥士兵到达之前占领这一地区的。当他们触犯到摩洛哥的利益时,双方就发生了战斗,有许多阿尔及利亚的士兵战死或沦为俘虏。
在为自己的军队出现在摩洛哥土地上这一事件尝试进行苍白的辩解时,阿尔及利亚通过各种传媒手段散播说这支队伍只是装载粮食、食物和药品等货物的商队,尽管这一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作家及历史学家阿卜杜·卡利姆·阿莱卜在他《国家战争史》一书的第二部分中提到:“艾姆阿莱的胜利宣告撒哈拉漠战争的结束,之后发生的都只是游击战而已。假如阿尔及利亚在艾姆阿莱战役中获胜,那么这个地区就会成为其尝试控制撒哈拉地区的桥头堡。”
在袭击艾姆阿莱事件过后大概两个星期,哈桑二世给阿尔及利亚的总统兼陆军上校胡瓦里·布迈代尼发了一封信函,上面写道:“总统阁下,那是一桩让人惊诧的事件,王家武装力量于1976年1月27日在艾姆阿莱发现自己与国民军对峙,而这个地方是撒哈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王的信函中随后提到“因为你们违背了诺言,所以鲜血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流淌。你们不久前也看到驻守在艾姆阿莱地区中心的摩洛哥警备队遭到了背叛…来自你们装备有大量重型武器的阿尔及利亚国民军的背叛,这些武器的种类和级别揭露了你们蓄谋的发动这次毁灭行动的意图,而这次行动导致了数十位我们的子民和为我们国家奋斗的人士的牺牲。”当侵占艾姆阿莱的尝试失败后,东邻国也没有终结侵占摩洛哥撒哈拉的尝试,而是尝试着再次抢先掀起波澜。
西班牙占领武装在1976年2月28号撤出了沙漠,在那前一天,即2月27号,阿尔及利亚宣告成立“阿拉伯沙漠民主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给摩洛哥做出了官方的回应,这在已故君王哈桑二世写给王家武装力量的一封信中被提到:“我们没有向你们隐瞒形势的严峻,我们也没有越界对你们做出威胁,特别是在形势发展方面,我们只是决意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卫王国的统一,安全的保障和我们人民的愉快安康,”这就意味着阿尔及利亚已决意与摩洛哥斗争,阿卜杜·卡利姆·阿莱卜在书中写道,“当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的领袖们开

7 始了他们的统治,他们达成契约,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再未能做成像他们一样的革命。
尽管阿尔及利亚幅员辽阔,但它的统治者仍在竭力地尝试打压邻国的未来发展及疆域扩张,摩洛哥因其毗邻大西洋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人口数量、疆域广阔及历史悠久等条件成为组建北非国家联盟及做其领袖的候选者,这些条件也使其与阿尔及利亚在经济和政治上相抗衡,从而成为该地区另一个候选强国,因而阿尔及利亚的体制意图将抗击的矛头指向摩洛哥。当收复撒哈拉地区的机会来临时,阿尔及利亚的体制跳出来猛扑向它,当这一企图还没有可能实现时,阿尔及利亚就组织了“警备队”,尝试着通过游击战来削弱其西邻国的实力。

摩洛哥的自然疆域、国家实力和绵延沙漠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都只意味着一件事,即精神契约中所提到的说法,也就是说摩洛哥会比阿尔及利亚更加强大,至少也能与之抗衡,因此,这份契约就为阿尔及利亚向摩洛哥撒哈拉扩张的野心做了辩解。

东邻国想要在大西洋边拥有一个港口,从而可以开展铸铁交易。这只有当把沙漠地区置于它自己建立的“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时才能实现。阿尔及利亚体制的意图从它1963年对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坦竹卜发动第一次袭击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那时距阿尔及利亚独立才只过去了一年。“阿尔及利亚对摩洛哥的战争持续了几年的时间,直到阿尔及利亚解散警备战线并占领廷杜夫地区才宣告结束,它为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在国际组织有关沙漠问题的卷宗中获得一席之地付出了很多努力,它为此动用了大部分机制,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就像国际关系学的教授阿卜杜·瓦黑德·纳赛尔提到的那样”阿尔及利亚打算为承认这一问题的一些穷困国家提供金钱上的酬谢,或是建立广播站来为自己的战线代言,…这显而易见地证实了战线在获得一些国家承认及其它一些国家偏袒方面所取得的外交上的成功使其能够比一些正当的解放运动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像阿卜杜·瓦黑德·纳赛尔教授补充所言,这是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像阿尔及利亚那样立足于所有的可能性与运行机制。

阿尔及利亚的行动并没有停留在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层面上,而是树立了成立沙漠共和国的更高目标,但是事情在运行的时候侵犯了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开展谈判的想法的传播,它借助这些机构和会议的讲坛,通过呼吁进入到摩洛哥与警备队之间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达成自己想要的政治上的利益,而这种直接谈判意味着摩洛哥同意对于这次行动的含蓄的在政治层面上的承认。

这一政策在承认1988年在沙漠问题上进行投票征询意见的国际计划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摩洛哥同意与警备队运动坐到谈判桌上进行谈判,条件是在所有会面的场合都有第三方在场,比如联合国秘书长。

应该提及的是在这一步骤展开之前,阿尔及利亚方面通过警备队煽动了许多事件,其中包括1979年1月28~29号的坦坦战役,1979年3月14号的塞马拉战役,1979年8月11号的比尔·因宰兰战役,1979年9月13号的马希德战役,1980年1月28号的布克拉和阿尤恩战役,1980年2月13号的布只杜勒战役,以及1980年9月26号的艾哈尼菲斯战役。

摩洛哥与警备队双方停火,这一地区普遍处于稳定的形势中,联合国秘书长在1988年8月11号制定出了一份多方遵守的和平规划草案,然后在1988年9月23号以第629号国际决议对其表示了赞同与肯定。冲突双方也表示他们已做好准备实施这份规划,然而这一结果在实施过程中会面临一些障碍,总结起来可能有三件事情:

——直接谈判的问题;

——根据秘书长规划的要求限制投票参与者身份的标准问题;

——身份限制委员会中来自各方的部落长老的确定问题。

8 身份限定工作在1994年7月开展,公示工作从1996年1月开始完成,这是由于警备战线诉求不接受摩洛哥提供的名录而终止了它在限定身份进程中的参与。这导致了1996年5月联合国“米努勒苏”代表团的一部分从中撤离。但是在联合国特派代表吉米思·比克力先生的监督下完成的对话,在第四轮“荷尤塞坦”中推动发布了与1988年和平规划有关的双方都要承担的义务和职责,此外,还有义务要服从在“荷尤塞坦”中确立的投票运动专属的礼节公文。

身份限定工作在1997年12月3号恢复开展,警备战线接受遵守为此制定的条件,事实上,在连续延期5次之后,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确定的日期,投票工作在1998年12月7号开展。

在环绕于国际调停计划、身份限定进程变化,以及有权参加投票的人们身边的这些困难
构成的阴影下,2000年7月25号第1309号国际决议应声出台,它宣告了诉诸政治情况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已经得到多方确认赞同的可选情况中的一种,并且这一可选项超出了在投票进程,特别是在身份限定议题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它在那之后向联合国证实了建立在身份限定基础上的投票实施方案的失败与改变。

当形势走入死胡同时,摩洛哥提出了自治方案,这被认为是一系列协商会议的结晶,这次会议涵盖了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与会者包括摩洛哥政治力量,选民,以及摩洛哥撒哈拉地区的公民,这次会议针对撒哈拉事务举行协商座谈会,意在了解关于撒哈拉自治草案的不同意见。这次会议完成了在地区和国家两个层面之间就摩洛哥的倡议进行的协商,为的是了解与摩洛哥撒哈拉冲突相关或是关心这一问题的地区的意见,这一做法得到了许多大国的接受与赞许,认为这是针对摩洛哥撒哈拉问题的符合实际的最佳解决方案。